不但如此,而且他必定也是个恶魔,因他骗世人将永生的命运全部交在他手中。如果他明知自己所宣称的不能实现,却还诱使人去跟从他,那他真是邪恶得太可怕了。
最后他还很可能是个傻子,因为他竟肯为了自己的谎言死在十字架上。
马可福音十四章61-64节记着说:
“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约翰福音十九章7节: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米尔(John S.Mill)不但对基督教采怀疑的态度,而且反对得十分激烈。但葛伦(Vernon C.Grounds)在其所著《我们的希望之源》(Reason for Our Hope,Moody Press,1945出版)一书中却引用米尔的话说:“耶稣的言行显而易见是创新的,在见解上极有深度。如果我们肯放弃呆板的科学求证精神,因为科学与宗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单纯地相信他的启示,我们必然不得不承认,耶稣在我们所有夸耀的杰出的人才当中,确实是个相当出类拔萃的人物。耶稣具有超群的天赋,又是空前最伟大的道德改革家和殉道者,宗教界知道选择他作人类理想的代表和导师,这实在不能说是个坏选择。就是耶稣基督徒而言,要能把抽象的道德标准,转变为实际的行为,而活出耶稣所认出的生活来,也是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38/34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克(William Lecky),也是一位专门敌挡基督教的学者。他在《自奥古斯都到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一书中提及基督教对欧洲道德的影响:“基督教将一位理想人物呈现在世界面前,十八个世纪以来,他的热爱一直感化人类的心灵。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一种民族、一种性情以及任何一种环境,他都能产生极大的的影响。他不只是道德上的最高模范,也是道德实践上最主要的动力……他短短三年在世的生活记载已足使人类革心洗面、移情换性,远较一切哲学家的论文和一切道德家的劝诫所能产生的影响为甚。”45/8;38/34
基督教历史学家沙夫(Philip Schaff)在《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Wm.B.Eerdmans,1962年再版)中这样说:“这些证言若不是真的,那简直就是褒渎之语、疯狂之言。但是耶稣的一言一行都充分表现出他圣洁与高贵的品德,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样看来,他的见证不会是假的。此外一个心智各方面都十分健全的人,却会在这么重大的事件上自欺而不自觉,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他若是个狂热分子或疯子又怎会从未失去心智上的平衡呢?他怎会在历经苦难与逼迫当中依然如此平静呢?他有如行之乌云之上的太阳,总是极有智慧地回答所有挑唆性的问题。他从容不迫地预言自己将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要复活,以后圣灵要降下,教会被建立,他甚至言及耶路撒冷城将完全被毁一事,这一切都在历史上一一地被应验了。一个如此有创见、如此完全、如此表里合一、如此圣善、如此合乎人性、又如此超越一切人类之美德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膺品或是故事中的人物。有人说得好,诗人比他笔下的英雄更伟大,显然是一个比耶稣更伟大的人,才能创造出耶稣来。”35/109
沙夫(Philip Schaff)在《基督其人》(The Person of Christ)一书中更进一步地指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耶稣是个骗子的这项假设显然有悖于道德与常理,这种说法本身就站不住脚。这乃是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为掩自己的罪行所捏造出来的理由,但这种言论从未被世人信服过,也没有任何正派、自尊、自重的学者敢公开承认这种说法是对的。所谓骗子必然是虚伪、自私、堕落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逻辑、常理和经验来判断,耶稣若是骗子,他又怎能自始至终一直装作历史最圣洁、尊贵之人,始终保持诚实、实际的见度,却丝毫不露任何的破绽?它如何能瞒骗天下,广施善行,表彰慈善的美德及其崇高、伟大的品格,甚至在必要时肯在同时代的人强烈反对之下,为自己演出这场戏,即使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呢?36/94-95
若有人言行、教诲与其牺牲之精神均同于耶稣,他绝不可能是个骗子,他既然不是骗子,我们还可以归出什么其他的结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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